“你要满足**首先面临的理论问题有两个，首先，你是为自己的灵魂还是身体而活？你这样是在为身体而活，我不希望你这样。其次，现在是否要努力拯救未来的人，更准确地说，拯救他们的灵魂。只有将你自己视为灵魂，追求尽量合乎逻辑的生活，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因为你为自己的灵魂而活也就是在尽最大努力拯救未来的人的灵魂。”
我虽然仍然感到疲劳，但是，她对问题的简化也激发了我的状态。“可是，在价值无限大的各种课题中，我选了不少课题，但是，仍然不能全选。在我没有选的课题中，有些我就应该视为条件。例如，我没有研究如何让灵魂脱离身体，那么，我就应该暂时将它们视为一体。我就要同时研究和满足身体。”
“你的灵魂没有得到解放不是让灵魂屈服的理由。”
“照你所说，我就应该一辈子对身体的诉求熟视无睹？我即使心中没有屈服，也不妨碍我表面上装作屈服。”
“你这哪里叫熟视无睹？明明是念念不忘。”
我无法反驳，但是灵魂中有一堆的主义反对阿梦的观点。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些主义都不如纯逻辑主义合乎逻辑。猪头运用逻辑有自己的逻辑：只要不合乎利益，一种逻辑讲不通就换一种。而老虎现在隐隐地敌不住热情高涨的猪头。所以，猪头说，不是，我替猪头说：“我要自由。”
她皱了皱眉，“这和这个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要肉肉自由。”这话我自己听着都心虚。
阿梦笑得很灿烂，“重要的是品质。”
“你出品我放心。”面对刀光闪烁，我很勇敢，“你应该保质保量。”
“从今天起我要禁肉。”
我痛哭失声，就是做不到泪如雨下。
阿梦苦恼地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你这边有时间演戏、上床，未来不断有人倒下，你心何忍？”
我说：“世上我不明白的事情太多，如果搞不明白就不做，或者，就按最有把握、最有道理的方法去做，大概我就做不了什么了。我不能说只要能救人就一定要救，只要能少杀人就一定要少杀，那会压力太大累死宝宝的。我会像以前那样，救一定数量的人，或者说，少杀一些人。这会让我的工作可持续，也能保证适度的快乐。这就是我这个机会主义者的决定。”
理想主义者显然觉得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有些匪夷所思，我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耐心地解释，“按照你的理论，我们应该拼命工作，这不仅会伤害状态，减少成果。甚至，我猝死的可能性也会猛增。虽然这对你可能有好处，”刀光消失了，“但是对未来人肯定没好处。我的方法几乎从来就不是理论上最好、最有把握的方法。例如，小时候，成为科学家的最有把握的方法是听老师、家长、科学家的话。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这么做，也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应该继续这么做吗？然后失败后认为成功率本来就很低或者自己没有天分？我不这么看。既然他们这么做都没有成功，最有把握的方法很可能算不上有把握，甚至应该说根本不可靠，虽然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可靠。所以，把握是很主观的事情，是不可靠的可靠性。一个人心中的所谓把握，其中往往包含很多种错误，要决策正确就必须把它修正为真正可靠的可靠性。当初，我更愿意研究爱因斯坦等人的成功方法而对最有把握的方法弃之不顾，并不是因为我已经从他们的行为中发现了什么可靠的方法。其中的关键是很久之后我才想明白的。首先，他们的成果足够有价值。我并不想成为发现不了什么价值的科学家，所以，绝大多数科学家的经验、方法对力图发现价值的我就是极不可靠的方法，不应该有参考价值。其次，这种道路没有多少人实践，虽然孤独，但是也会带来没有竞争的好处。我尊重所有人的努力，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常规道路上人潮汹涌，即使有一两个人脱颖而出，凭什么是我？我不会参与只有万分之一机会的游戏。相反，在一条无人的大道上，自由自在地行走、奔跑、跳跃、睡觉，不用和人讨论，不用担心谁更快。噢！这些和可靠性无关，更像是和利益有关。反正，在很有价值的工作上，我坚信人类整体上非常无知，喜欢在反常规、不合理的方法中选择方法，最后，这些方法的合理性会慢慢浮出水面。问题在于，以往，我都是和传统较量，而我的方法很容易就比传统更合乎逻辑。现在，你是强大得多的对手。你的原则似乎已经做到了逻辑的极致，甚至比我的原则更合乎逻辑，这让我很难用逻辑反驳。但是，我仍然倾向于我的方法。这是现实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直觉。其实，这有些像是改良后的排除法，知道你的方法大概不行，即使我的方法道理何在，也可以试着走走。不明白不要紧，至少，应该比大概不行的更行。这是现实主义者才能理解、接受的方法。我不是反对你的原则，我强调的是更擅长方法的是我。”
“虽然你的思想很有味道，但是在我看来，推理的方法和结论仍然不对。你不能把我说成个极端的纯逻辑主义者，活像个潘金莲。我不接受你随心所欲地工作的方法，我要求你大幅提高工作量，我认为你很有余力。我不会拿刀逼你，但是，我会经常劝说你。当然，你知道我不会车轱辘话反复说，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也一定会不断有新的结果。我们一定会有一段紧张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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