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会试在三月初开考。
于是二月中旬的时候，宋清月再次与李昭一道住去了内阁边的小院子。
小崽子肯定是不放心放他一人在家的。
照顾他的奴仆再多也没有在自己眼皮底下来的有安全感，于是宋清月这次带了阿芳、崽儿、墨竹、墨梅，一头出奶的黄牛去小院子。
黄牛出奶量不如奶牛多，但供给给小崽子足够了。
其实羊奶的营养更好，但小崽子挑嘴，喝不惯羊奶，就算是牛奶小家伙一开始也有点排斥，要不是小肚子饿得受不住了，只能被迫选择接受。
而现在习惯也就习惯了。
小孩子嘛，就是不能惯着，该狠下心的时候就得狠心。
白嬷嬷虽然可以理解宋清月“慈母多败儿”的育儿理念，但她就跟小世子的亲姥姥似的，这崽子的小眉头微微皱一点，就心疼得不行，实在是硬不起心肠来。现在有了阿芳，宋清月索性不让白嬷嬷管小崽子了。
而这一次的“传统三门”主考官则由宋建鸣和章光鉴担任，其余副主考则由六部官员、大理寺卿、国子监祭酒、顺天府府尹、翰林院两位翰林等十八人组成。
最叫人头痛的是，皇帝在张贴的皇榜中说明，这次科考将延续去年恩科的考试形式，除了传统的老三门，依旧会有第四门算学考试。除此以外，时政里面，还会有二十道关于农学的选择题，三道问答题，并且答案以《大周农学要术》为准。
这下子举人们又要疯了！
虽说古代文人讲究“君子六艺”，但这已经是春秋时期定出的标准，那时候的读书人基本上都是上层贵族，可随着教育的普及和读书人范围的扩大，什么琴、什么射、什么御根本不是普通人练习得起的项目，而大周朝的科举考试将范围限定在了四书五经之内，基本上很少有文人精通全部六艺了。
大部分志在科考的举子或是秀才也是从去年才开始学习数学的，许多人来了京城之后开始疯狂寻找算学先生补习算学。
实际上，去年下半年开始，京城民间就已经涌现了一批类似补习班的专教算学的私塾了。
这些先生大多都是由账房先生转行，将那本《方程、函数与线性规划》研究了个八九不离十之后，就开始在家里收徒教学。
不过这些老师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很多人看着那群举人呆头呆脑，对数学一窍不通，觉得就算自己水平差点，教那些举人老爷也是绰绰有余，反正只要讲得叫人听不明白，就能让人觉得厉害，让人甘心拜师，并双手奉上丰厚的礼金。
这种类似大忽悠的存在实际上也有好处，至少促进了民间对于研究和学习数学的热情。
至于那些被忽悠住的举人，也只能怪自己对算学一窍不通了。若是懂得稍微多一点，也不至于被人蒙住。
补习数学已经叫人苦不堪言，现在竟然还要了解农学内容！？
许多举人看到皇榜通知之时差点要昏过去！
知道《大周农学要术》有多厚么？东北、华北、华中、江南、华南、蜀中、西北……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本，加起来有八本之多。就算从现在起，挑灯夜战，从头到尾看一遍时间都不够。
有举人又想要聚众抗议，但是想到去年那些参与抗议举子的下场，他们又犹豫了。
少数真正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有志读书人，却因皇帝在科举改制上种种大胆的举措而被打开了思路。
民间一些文人大儒因为拥护皇帝“经实并重”的思想，已经出现了类似在明代后期才为阳明公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潮。
虽然这类文人所述“知行合一”与历史上真正出现的“心学理论”相去甚远，但其积极入世，用提倡用实践将“学问”转化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真正作为，用实践去验证“学问”这样的思想，则与明阳公所创心学思想一脉相承。
知，乃明理；行，乃实践。
自朱熹老爷子提出“知易行难”，也就是明白道理容易，付诸行动却困难，很多文人便以此为由，皓首穷经，整日除了做学问、悟道，四体不勤，不知五谷，整日高谈阔论，实际却全是消磨时间的空谈之人。
毕竟朱熹圣人都说了，“知易行难”嘛。
但现在皇帝带头对这套理论说“不！”。知行乃是一体，既要明晓道理学问，也要将其付诸行动，有所作为。
而想要做点实在的，就需要是个数学、农学、天文、地理什么都了解的博学之士。
这是个好现象，当读书人门不再拘泥于四书五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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