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对顺贼可以年入上千万银子的说法表示怀疑，毕竟整个大明此时年入折算也才一千万出头。
李自成回说，是你大明朝廷太废材了，若让我做摄政王，三年之后我就可以给国库年入九千万银子。
“九千万？！”
朱由检、温体仁大惊。
李自成道：“我已经算的很保守了，而且这九千万还只是农税，要是再加其他税，合起来年入两个九千万都很轻松。”
“两个九千万？！很轻松？”
朱由检和温体仁纷纷撇嘴，痛斥短毛是个大吹逼。
李自成嘁了一声，“很难理解吗？我给你算一算账……”
说到这个农税可以从一个例子来反推。
天启年后金占领广宁，辽地尽失，大量辽人逃亡入关，太仆寺卿董应举受命管屯田安置流民。
屯田首先要有地，这时已经没啥闲田了，所以主要来源一靠自愿捐献，二靠购买。
捐的人没几个，其中一个是田尔耕，后来被以阉党身份处死的锦衣卫指挥使。其主动捐献田产在魏忠贤掌权的两年之前，拿出了自家的七千亩地无偿报国。
小田出身官宦世家，爷爷做过兵部尚书，不管他们家非法收入有多少吧，至少该无私奉献的时候挺身而出了。
董应举感恩戴德——
“臣自开屯以来，有司奉公者少，一寸之土必须价买。甚且得一首报地，权贵便凭猾棍来争，孰肯以国家为意者？（田）尔耕慨然捐其所有，可谓知所先务矣。”
屯田之中买地占据大部分比例，捐献和无主盐碱地仅为一小部分，老董最后弄来十八万亩地。
地有了，就招人来种，还要“贴以牛种、工食。其近水地可开水田者，雇人开河治闸。屯地经跨五县，地既广阔，不得不募人分屯，随处建设农房、仓场、行台、屯官署宅、并治农具备舟车为用……”
投入不小。
更讽刺的是，甚至花钱买地、买仓库、雇佃农本身都要受地方衙门的种种歧视阻挠，不少佃农还被官府抓去打。
董应举颇为郁闷的质问，自己为国家屯田奔走，这些屯田的产出不仅充当军饷，上交朝廷，同时也和其他民田一样缴纳赋税摊派钱粮。而且运送守兑都不额外加派地方，也是从屯田本钱收入中支付，地方官为啥还要各种刁难？
当然是挡了人家财路啊。
好在老董是朝廷命官，虽然屯田过程备尝艰辛，磕磕碰碰总算走下来了。
这个屯田收入如何呢？
屯田百分之七十的收成是归佃农所有，只有百分之三十作为屯田收入，这个收入还要给衙门缴纳各种赋税杂役摊派费用。
而且这个摊派往往比正税多多了。
“……夫纳粮、养马、柜头、派豆、修城、运草，此黎庶之役也。然黎庶耕种纳官之外，享其余以自奉。臣奉命屯田，既尽所有以兑运，又复纳粮及当杂差亦已尽矣。至于马房、备边、备荒地，多荒瘠，虽有粮额，每年州县解部，往往以水旱抛荒为解，或十解四五，说十解二三，从来并未完数，地方则以抛荒不追。开之自臣，必则如额，是欲臣纳其所不报之数也。甚至将臣开所未及一片水洼咸地而径坐之粮，如武清县者，臣不知其何说？”
总之，扣除乱七八糟成本后屯田平均每年纯利润为为1万9千两银子。
由于董应举所谓屯本，其实包括从头买地、买仓库、买农具、乃至开河疏通水利的费用，还有人员管理费用。屯地又是东拼西凑买来的，不能连块成片，又要额外增加经营、运输和储存费用。真正农民种田绝不会有这么高的成本，即便如此董应举自己天启五年时也说“本渐少，利渐多者，地渐熟也。今年屯本，臣止发九千八百四十两，而子粒兑运，计且必加。”
简单说就是继续开垦下去，成本会更进一步降低，收入会进一步增加。
这里保守就算每年种田十八万亩，按百分之三十田租的比例扣除乱七八糟成本后可得两万两白银收入。
而这十八万亩绝大多数还是次等的、地主不愿意要的贫瘠田。
那么可以由此推算一下十亿亩耕地年入多少？
折合超过一亿两银子。
从董应举屯田实践来看，采取三七分成，佃农相当满意，毕竟正常佃租比例至少在40-50%。甚至还有小自耕农甘愿放弃拿九成的收益（理论值），而把地卖给老董去给他当佃户拿七成收益。
所以，如在全国范围内按这种屯田收益数字来征收农税，那么赋税比率估算到顶也就抬高到百分之三十。
实际上还不用这么高，因为良田自然收成更多，甚至南方气候好田地产出要比北方多一倍以上，相应征收比率下调后仍然收益不减，平均的话真实比率应该在20%足够了。
由此光农税收入就能达到至少相当于一亿两白银以上的规模。
大明收个一千万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李自成收个一亿颂声载道，民康物阜。
一千万和一亿之间的差额哪里去了？
李自成一番分析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朱由检和温体仁目瞪口呆。
“征收九千万农税，老百姓还欢声笑语？”
朱由检不可置信，有这么些钱还担心啥流贼、北虏、建奴，掏一半出来就能把他们干死十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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