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不可或缺的吗？
其实不是，儒学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是维持统治的工具，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换一门学问也是可以的。
儒学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只是维持统治的工具罢了，就像是写字需要用到笔墨一样。
可以用毛笔，也可以用炭笔，也可以用圆珠笔和铅笔，墨水也有很多种选择，甚至还能用木棍在地上写字。
但那都不重要，写字的目的还是为了写字而已，至于用的工具是什么很重要吗？
写字的人是统治者，儒学手中的笔墨，目的是为了通过手里的笔墨来写下文字。
儒学与统治者而言并不是无法替代的必需品，只不过用顺手罢了，暂时没有找到另外一件“工具”取代儒学的地位。
儒学分为很多阶段，早期儒学是由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思想核心是仁，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
至秦汉时期，秦始皇施行焚书坑儒的政策，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沉重打击。
到了西汉时期，统治者采纳董仲舒简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倡大一统思想，儒学从此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也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北宋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
南宋心学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
到了明朝，朱元璋一看儒学挺好用的，捡起来就用现成的了，并不是说非要独尊儒学才可以，深入去了解为何明朝开国老朱要恢复科举其实也不是老朱的本意，而是迫不得已之下的选择。
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代君王都将推崇儒家，作为自己的基本方针，因为其中宣传的忠君爱国思想，可以有效的抑制民智。
当然，统治者们也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儒学进行改造，打造出适合当下发展的儒学新理念，程朱理学，便是其中的代表。
而科举制度的创立，不仅让寒门能出贵子，也让儒家教化愈发的深入人心。
即使像元朝还有清朝，这种游牧民族主政的王朝，他们也不会放弃儒教，因为儒家学说千百年来，在中原大地上早已根深蒂固，推崇它，对统治者百利而无一害。
首先，能够向世人证明，自己才是统治中国的正统王朝。
其次，利用忠君爱国的思想来愚百姓，让他们不管是昏君还是明君，都要不遗余力的支持，否则，就是不忠不义，兴儒学能稳固地位，维持统治是一点。
其次便是科举制度的发展，是不断趋向于儒家的过程，隋唐一代，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经典，更侧重于诗词歌赋，因此才会涌现出如此多的有才华的诗人。
而到了南北两宋，天平开始向儒家倾斜，元朝因为人心不稳，故而更需要竭力推崇儒教来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动摇。
元仁宗更是说道“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自那以后，科举只注重于儒家的四书五经，同时，要以程颐和朱熹的注解为标准。
从那时候开始，程朱理学便以新儒家的身份，成了公认的国家哲学。
当然，元朝的统治者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振兴儒教，只不过是要选拔出思维单一，且完全服从于自己的臣子。
科举制选拔人才的第一要义，就是忠诚，其次才看你的能力，天地亲君师，你得先忠诚，才能受到入了统治者的眼，不然给你权力做什么？
元朝统治者一方面推崇儒教，而另一方面又“以蒙古文字为重，直欲令天下臣民皆习蒙古语，通蒙古文“。
而其目的自然昭然若揭，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母语，那就等同于丢掉了灵魂。
所以，元朝虽然提倡儒教，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也就是为何《廿二史札记》中反复提到“元代不重儒术“。
到了元末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在元末乱世，夺得天下，他本人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看着身边很多人说着胡语，穿着胡服，异常痛心疾首，于是他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去蒙古化运动”。
自洪武元年，诏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和元朝“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其实是一个目的。
而且朱元璋发现，虽然元朝表面上提倡儒教统治体系，但是却一直在建立蒙古贵族统治体系。
元朝皇帝推崇的儒教，不过只在底层范围内，寒门士子虽然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不过科举考试，时有时无。
元朝统治者的出发点，还是根据自身利益来的，有文献记载，“自元之始，文学甚轻，自是九儒十丐之传，科举亦屡兴屡废，宜乎风雅之事，弃如弁髦。”
老朱一看这不行啊，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那么汉人的文脉必定会中断，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朱元璋也并不想像元朝那样，让贵族一直久居高位，使得社会阶层固化。
因为倘若如此下去，就很有可能步了东汉以及两晋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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