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的二月，刘承宗已亲率五营大军自西宁启程。
相较于祁连山南麓的进攻路线，他这支主力中军的进军路线要更加遥远，他们要先从西宁南下河卡草原，再经茶卡盐池、乌兰山西进至德令哈，再转头北进至瓜州，全长两千二百里。
这条路是刘狮子选的，比沿祁连山南麓行军经哈拉湖至玉门那条路远了近八百里路，而且沿途的水源地更少。
但这条路线胜在人口承载力强，在河卡、乌兰、都兰、德令哈、格尔木、大小揣旦全是元帅府的屯牧营与土司驻地，水源地虽然少了些，但都在他的控制之下。
尽管因为地势环境条件极端，需要以五十日推算的行军时间，却有更强的保障。
起初刘承宗的进军速度很慢，是因为东边兰州方向朝廷的反击很慢，让他难以放心，但随着任权儿一封书信送来，他心里轻松了。
刘承宗在心里从来没有把留在延安府的首领、同族，看做是自己的部下。
他们曾经是艰难时刻搏击风浪的朋友，有时候人们离得近，有时候人们离得远，近的像上天猴，志趣相投同舟共济；远的像闯王高迎祥，能容得下他但他不愿居人之下，那就联营。
反正在那个时候，别管是刘将军还是高闯王，谁也没有推翻大明成事儿的希望，大家的包容度都很高。
但还有些特别的时候，人们的志向并不相同。
即使都姓刘，也不是每个人在吃饱饭以后还愿意铁了心造反，甚至因为是同族，这个是叔叔、那个是兄弟，本来就不愿意造反，反而更不易管理。
说句难听话硬要破家舍业都是你害的，你当了大首领不该养着我？
为避免矛盾升级，就有了很多人都姓刘的延安卫。
延安卫本质上是刘承宗丢掉矛盾的蓄水池，早年间父亲刘向禹的禹字营，也是这个作用。
本来就是三类人，刘承宗的狮子营，是他的部下，可以随着心意指挥；禹字营是心意上没问题但指挥比较费劲的人；而延安卫，则是指挥可能不费劲，但跟造反是情势所迫的一批人。
老家能称得上是部下的人，只有任权儿，但刘承宗同样也不敢在心里把他当作部下，毕竟时过境迁，当初的穷小子在朝廷那成了掌握实权的指挥使，还能听从他的号令？
是不是部下，他说了不算，任权儿把他当长官，那才算数。
任权儿的信有三页，第一页是告诉他朝廷至少出动三个营在临洮方向进攻兰州，还把三个营的将领情况说得一清二楚。
这让刘承宗很疑惑，因为元帅府在兰州黄河两岸的守备力量非常充足，而且因为招降旧明军的声势浩大，几乎明牌，他们有多少兵力，朝廷应该是知道的。
兰州有大将旅帅王文秀亲率一个营镇守，还有罗汝才、李万庆、杨承祖三个接近满编的营，这就已经是一万多元帅府的嫡系军队。
临洮府周边几个县，还有师襄、李祖德、张云起三名降将麾下由旧明军组成的临洮旅，刘承宗授予他们副将、参将官职时就把话挑明了，要他们的投名状。
因此三人在招降营兵旗军时对周边几个县打得很凶，况且开城献降就是三人的责任，所率军队也被元帅府关饷，有一定的忠诚度。
面对这支军队，朝廷的五省总督就拿出三个营万余人马，未免显得过于寒酸，攻城战还想以一敌二，他们都是天兵天将？
不过任权儿在第二页详细说明了中原、湖广、四川的大混战，朝廷的天罗地网、官军的连战连捷、农民军的长驱直入，一切就说得通了。
刘承宗相信朝廷的战报，因为他有过合营作战的经历，也知道在纵横几百里的大战场上协同作战的指挥难度。
明军战报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明军将领谎报战功，而是十几万农民军在突围。
这十几万农民军有一些首领的嫡系老营拥有跟官军正面作战的能力，但他们依然不是正规军，而且拥有强悍老营的首领往往是相对独立的首领。
经历四年的战争，刘承宗建立了元帅府，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构架；留在中原的农民军尽管没有这套东西，但他们也在战争中丢掉了天真，学会了残忍。
他们在突围，没有人会手握强军给别人殿后，留下自己的嫡系人马被官军包围。
任权儿对这种情况，在信中总结一针见血：强壮横行，弱者填沟。
有能力急行军的在前面破军杀将毁城掠地，没能力的老弱就在路上被官军截杀、追杀，留下一地无头尸身，成为官军的战功。
刘承宗有点失落。
他本以为元帅府攻取兰州，能让他成为陕西的头号大敌，减轻农民军的威胁，却没想到如今他在陈奇瑜眼中，反倒因此成为朝廷次要讨伐的目标。
至于任权儿信里的第三页，是他对延安营战场倒戈的部署，这些事刘承宗就不操心了，让人发给王文秀，前线战场的事，还是得前线大将拿主意。
刘承宗只是将中原农民军的情况通报全军，告诉将士们抓紧赶路，只有速战速决拿下甘肃，才能让农民军少死些人。
他统率的五营军兵，走到德令哈就已经变成九个营了。
不过这多出来的四个营，都只是跟他同路而已，一个营是卫拉特诸部贵族及护兵，巴图尔珲台吉等蒙古贵族走得是兴高采烈，但不少部众离开西宁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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